众所周知，王道士是个道士，但他却沦落到莫高窟这个佛窟，这其中的辛酸与无奈，恐怕只有王道士才懂得吧。但历史并没有同情这个迫于无奈的小人物，而是硬生生的给他安上“罪人”的罪名。曾经的我也只是一味的指责王道士的贪财，但经过了学习，我懂得了他的无奈。忍不住想要为他分辨几句。他只是一个小人物，只是因为天灾，沦落至酒泉；只是因为迫于生计，到莫高窟做和尚；只是无意中，发现了藏经洞；只是因为国人没有人理他„„所以，他被批判至今。难道王道士就没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吗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如果没有王道士的不经意，或许藏经洞至今还不为人知；如果王道士没有把藏进洞内的宝贝流落出去，或许藏经洞早就毁于战乱，亦或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无情的摧毁„„这种种可能，都会造成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损失。然而，就是这个受万人唾弃的王道士，阻止了这一切的发生。所以说，王道士的行为一定程度上?；ち瞬鼐蠢锏墓灞?。

　　再者，文物流落在外都是王道士一个人的错吗？这显然也不是。子发现了藏经洞之后，王道士并没有马上把洞中宝贝贱卖给外国人，他与当朝政府各级官员都做了一定的沟通。但是，腐败的清朝廷并没有人理他。

　　历史选择了王圆箓。按一般定律，发现是头功。他是敦煌文物的首先发现者，他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，亲自打开了这扇轰动世界的文明之窗。理应在世界文明史上从正面角度给予肯定。王圆箓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：“沙出壁裂一孔，仿佛有光，破壁，则有小洞，豁然开朗，内藏唐经万卷，古物多名，见者多为奇观，闻者传为神物。”

　　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，也有偶然性。说必然性，是因为他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，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，最早走进洞窟，藏经洞的洞门由此才能显露出来。说偶然性，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，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，而是为了保护洞窟，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。

　　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，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。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“敦煌学”的产生。王圆箓首先发现了藏经洞是有功的，不能视为过错。

　　王圆箓为?；ざ鼗臀奈镂奈镒龉?。证据是藏经洞发现之后，他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。当时藏经洞的发现顿时使王圆箓目瞪口呆，由于他没有多少文化，不知道这些宝物为何物，他首先徒步行走50里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，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，他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，可惜的是这位知县不学无术，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。

　　1902年，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，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，王道士企盼着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?；の侍猓俅蜗蛲糁乇ǜ媪瞬鼐吹那榭?、并取出几卷经文请王县令过目，汪宗瀚虽然也有一点知识，也可能看出了这些藏经有一定的价值，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些瑰宝对研究我国历史、文化、艺术的真正价值，所以并没引起他的重视。只是同一些地方士绅前往莫高窟藏经洞大略检视翻阅了一遍，吩咐王道士妥为保管，并向王道士索取一些画像和写经，留为私物玩味欣赏，还把这些东西作为礼品，在官场上拉关系，从此再无下文。

　　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，王圆箓仍不甘心，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，风餐露宿行程800多里，奔赴肃州（酒泉），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，可是廷栋只看了经卷上写的字，认为那个字还没有自己写得好，内容是什么根本就没看，就轻蔑的说句：“无足重”，对王圆箓送来的东西根本不屑一顾。自此王圆箓沮丧透顶，再也不去找那些自以为是，只顾当官享受，不识宝物为何物的官员了，从此也没有兴趣再去管这些古董了。后来被甘肃学政叶昌炽知道，叶昌炽很有兴趣，但其目的是为了充实他正在撰写的《语石》一书。他曾建议甘肃藩台衙门，将这些文物如数运解到省城兰州保存，然而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，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“小事”。腐败的清政府以运费难筹为由，直到1904年，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。根本就没有想到该怎样去?；?，更不要去说研究了。官员们的冷漠让王道士没意识到这些宝物的价值，对于外邦人出高价（在王道士眼里已经很高了）买这些看似没什么价值的经书，王道士肯定是何乐而不为了。并且他还有一点值得肯定，在贩卖经书的时候，他不让那些外国人进去藏经洞，说明他还是挺警觉地，伯希和是求了他很久才让进的。

　　敦煌文物被破坏的主因，是当时中国国内政局混乱和学术界反映迟钝所致。说王道士没有看护好敦煌文物，那是可能的，但是，说他有心破坏敦煌文物，则不是，他最多只是清政府地方毫不在意敦煌文物而造成恶果的替罪羊，因为当时那些偷运和掠夺敦煌文物的外国人，都拿着清政府当局的护照和相关文件进来的，有的还是中国政府当局派兵护送到敦煌的，王道士不过是个居住在敦煌中的普通道士，一个普通道士有什么资格和能力，去违反政府当局的意志，去阻止那些文物流失情况的发生。

　　另外，国内学术界对敦煌文物的集体无意识，也是造成敦煌文物损失的重要原因，综观国外深入敦煌盗宝者，都是国际学术界赫赫有名的学术名家名人，他们来到国内，来到敦煌，国内学术界对他们的目的和研究课题一无所知，以至当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到莫高窟探宝，国内学术界没有任何反响，从来没有给予他们任何限制，任由外国人为所欲为，不知中国的学者都到哪里去了。

　　王圆箓出买敦煌文物，从个人角度，是多种原因造成的，一是王圆箓是道教信徒，必然以弘扬道教为价值取向，敦煌文物是佛教文物，不在王圆箓迫切关注和重视之列。二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，而且是逐级上报，但无人过问，致使他灰了心。三是他为了完成建造道观“太清宫”的宏愿，出买佛教文物，为道教事业服务，从他的心态讲，是值得的，无内疚感的。四是在王圆箓将敦煌文物出买给斯坦因之前，双方进行了长谈，从宗教信仰角度取得了共识，沟通了思想，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。

　　综上所诉，宝物流落在外并不是王道士一个人的错。最后，我还想要说的一点是，宝物没有流落在外真的就好吗？首先，如果这些经书还留在中国，他真的能保存完好吗?我想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个问号的吧。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里，中国是停滞不前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倒退的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多少文人被批斗，多少好的书籍被毁掉，藏经洞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后还能保存下来吗？所以说，经书流落在外至少还能保存下来。其次，如果这些经书还留在中国，它还能像现在那样的高关注度吗？人的一个通病就是拥有的东西不懂得珍惜，只有到失去的时候才追悔莫及。如果经书在中国，不用辛苦的奔走各国去搜集材料，我想，很多人就没有那种热情了，那么，有很多东西估计到现在还是没有被破译，没有被破译，再珍贵的东西都变得没有意义了。所以说，王道士又在无意中能够做了件好事。

　　世间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，再坏的人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，再好的人也会有不好的地方，所以，我们要以辩证的思想看待人，不要盲目的跟随潮流，要有自己的观点。

　　余秋雨在《道士塔》中出于对敦煌道士王圆箓向外国人出买莫高窟文物的愤怒，用尖酸刻薄之语对王圆箓进行了无情批判，如“历史已有记载，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。”“他太卑微，太渺小，太愚昧，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，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。”“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。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。”等等，言辞之激烈，完全不象一篇散文，而象一篇声讨檄文。王圆箓果真如余秋雨所言，要受到这样猛烈的批判吗？他真是历史的罪人吗？真的一点功劳都没有吗？《道士塔》以近乎谩骂的口吻，断言“历史已有记载，他（王圆箓）是敦煌石窟的罪人。”而且是一个“太卑微，太渺小，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，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”的人，一个“肮脏的土道”。“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，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。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，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。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。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。”